金弘道（1745-1806），《西游记》，朝鲜崇实大学朝阳门基督教博物馆藏

谁在买书？：热衷中国书籍的韩国使节

明清时期，中国与朝鲜王朝结成了“宗藩”关系，朝鲜王国每年都派遣使团来中国朝贡。朝鲜出使中国的使者被称为“偃师使”和“朝天使”，他们从首尔一路奔赴北京，记录在中国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，形成了“中国观察日记”。这些笔记处处透露着“异族眼光”的独特感受，并汇编成我们今天看到的《朝天录》和《偃师录》，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曾经忽略的细节。

明末清初学者蒋绍枢观察到：“朝鲜人爱书，使臣来朝贡，人数以五六十人为限，将旧经、新书、杂书等记下来，若书不足，则每日到集市，写书单，问所遇之人，以重价购回，故其藏书多。”17、18世纪的朝鲜王朝，以理学为王朝意识形态，全社会尊崇朱子哲学，践行伦理道德，致力于建设儒家国家。选派的朝鲜使臣自然通晓汉语，自幼阅读儒家经典。来到朱子哲学的发源地中国，是一次“朝圣”，因此，购书、读书成为他们在中国逗留期间最大的爱好。

一般而言，中国朝廷会直接向朝贡国进贡书籍，但进贡的官方书籍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无法满足朝鲜的需求，因此采购书籍是朝鲜使臣进京的重要任务，也是中国书籍流入朝鲜的最大渠道。这些使臣不仅为朝廷采购书籍，也为满足自己的读书兴趣，甚至为中国的亲朋好友采购书籍。他们的求书、购书活动之热烈，我们无法想象。英祖时期的使臣李世亨在一首诗中写道：

自己一直以来对叶侯府的事情都心怀忐忑，但是韦布却无权干涉。

我常常感叹，只要走过一条偏僻的小巷，就会看到遍布中国的玉石。

桐箱旧卷叠翠似锦，玉府新卷灿若云霞。

等扛着书回左海之后，他也该去把奎华射杀了。

诗中充满了参观购书的愿望和热情。那么，朝鲜使臣到中国一般喜欢购买什么样的书呢？

首先，传统经书和史书是朝鲜使臣“必带”的书籍。宣德十年（1435年），世祖给燕使臣下达了购书的重要指示，说：“理学，五经、四书、性理全书，无所不包。史书，后人所作，当广学，必胜于前人。国内所无，而学者所用之书，则买之。《纲目》、《书法》、《国语》亦可。每买一书，必买两本，以防失一本。”几年后，他又要求：“凡礼乐、制度之书，皆广求之。”

显然，朝鲜王朝并不缺少儒家经典，他们希望找到代表最新思想的汉书，为自己的治国、教育提供参考，现存的《圭章总目》和《内阁书志》中就收录了大量经书和史书。

其次，随着明清时期图书市场的丰富，燕使们除了人人必备的儒家经典外，还购买了历代的诗集、散文、史记、百科全书等。以朝鲜诗人虚云的私藏中国书籍为例。这位兼任燕使的文学偶像与许多中国文人一样，如李梦阳、何景明、李攀龙、王世贞等，都收藏了江南文人的各种文学作品。他去北京时，还购买了大量流行的小说和戏曲，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等。他们的个人兴趣极大地影响了这些书籍在整个东亚世界的传播。

这些使者往来于中朝之间，竭尽全力探求中国最新的知识，并带回大量书籍回朝，使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民众了解到明清时期中国学术界的思想变化。有些书籍甚至在出版后不久就进入朝鲜半岛，流通速度很快。这些汉书的读者可能是皇室，可能是两界文人，也可能是普通百姓。甚至可以说，一些朝鲜汉书漂洋过海到了日本，形成了整个“汉字文化圈”的流通。

洪大荣《湛轩言集》韩国国立大学图书馆藏

哪里可以买到？ - 苏州琉璃厂的书籍

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无法用现代旅行的概念来定义燕行之行，因为他们的路线相对固定，从汉城出发，渡过鸭绿江到边城宜州进入中国，经山海关到达京城，只能在盛京、通州、北京等地购物，私自不得出馆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机会游览富饶的中国南方。

据学者统计，十八至十九世纪，有二十多位驻兖州使臣对北京琉璃厂书坊做过详细记载，可见北京琉璃厂书坊在驻兖州使臣心目中的重要地位。琉璃厂作为大型书坊，不仅是他们进京购买古玩字画的必经之地，也是获取最新图书的文化市场。当我们进一步追溯朝鲜汉书的来源，又回到我们的主角——江南。琉璃厂书籍基本来自江南、江西，精通古书的书商大多来自苏州。

明中叶以来，江南出版业日渐兴盛，民间书店印刷、出版、发行的书籍达数千种，形成了繁荣的图书生产和交易市场。不仅有毛晋、徐乾学、黄丕烈等著名藏书家从事刻书，还有不少以刻书为业的民间书店。江南流通的书籍基本都是本地生产的，是全国最大的文化中心。苏州城内书店、书坊、书坊随处可见。书商还把书籍运往京城，在琉璃厂开设分店。时任四库藏书楼负责人的翁方纲说：“当时江浙一带书商也踊跃，搜集善本，以供研究、校勘，都聚集在五六居、文萃堂等处，每日必能淘到有用的东西，满载而归。”

前文提到的“五六居”是苏州书商陶氏开设的，原总店在君庙前（今苏州市景德路东段），分店在胥门。五六居老板因熟悉版本编目，于乾隆三十四年经朱允推荐北上，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了五六居分店，其实就是苏州总店的北京分店。朝鲜使臣李德茂、朴智元、刘德恭等人相继来此，这是琉璃厂图书业最繁盛的时期。结合使臣的《延兴录》可知，苏州书店五六居和文萃馆应是早期琉璃厂最大的书店。 其中，记载最为详细的，是对韩国永正时期“汉诗四大家”之一李德茂的记载：

“我到琉璃厂，找了三四家以前没见过的书店，发现陶书屋的藏书特别多，匾额上写着‘琉璃居’。他说他的书船是从江南来的，已经停靠在通州的张家湾，第二天会送来四千多卷书。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借他的书目。我一生都在寻找的书，这里不仅有，而且还有不少世间罕见的珍本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江浙是书的源头。我来这里之后，首先拿到了浙江的书目，是在新出版的一本里看到的。我翻看陶书船的书目，发现里面也有浙江书目里没有的书，就抄了下来。”

五六居主人陶先生曾用书船从江南运书到京城，一次运书达四千余卷。连奎章阁书监李德茂看到借阅的书也大为震惊，惊叹道：“不但一生所寻的书，这里都有。”他虽然没有亲自到过江南，但从小书店里得知，“江浙一带是书的源头。”

几天后，李德茂又来拜访：“我到琉璃厂五六居看南方善本，他信中嘱咐我买几十本书，其中朱彝尊《经解》、马迁《仪史》等都是善本，都是良本。”《通志堂经解》由朱彝尊、徐谦学编撰，刻本藏于昆山传世楼。五六居声名远扬，前后到访的朝鲜使者，进琉璃厂书店，总会到此一游。可见，在中国书籍向韩国传播的过程中，遍布南北的苏州书商、书坊起了重要作用。

有趣的是，陶渊明的五六居在苏州的图书生意，主要面向的是文人雅士。大藏书家黄丕烈在70多处碑文中都提到了五六居，并称赞陶渊明：

“陶廷雪在琉璃厂曾经开过一家店铺，现在还在琉璃厂做生意，他找到书就寄给我。我有个爱好，喜欢看宋代的书，云辉也知道。不过，他找到宋代的书就寄给我，我并不意外。他找到非宋代的书就寄给我，我才意外呢。”

黄丕烈收藏的宋元古籍碑刻，多出自陶氏父子之手。他们北上后，在京城发现的古籍，都会送给黄丕烈。许多碑刻都透露出藏书人和书商之间的深厚友谊。在五柳居，延兴人刘德功和濮栖家结识了进京赶考的黄丕烈，两人以书相谈。黄丕烈曾说：“鉴奇析疑，真觉北行交了海外君子之谊。”他们共享书的世界。

以五六居为代表的苏州书店，早已将触角伸向国内国际双流通图书市场，江南书籍不仅通过大运河从北向南流通全国，还通过书商、学者或外交使节跨越国界，参与东亚乃至世界的图书交流。

《送天国归客诗》朝鲜时代 1451-1600，韩国国立博物馆

从江南到首尔：隐藏的“小中国”阴谋

按理说，不同时代的遣燕使者，走的是同样的汉城与北京之间的朝贡之路，参加的是同样的朝贡仪式，有相似的游览经历，按照预定行程遣燕使者不可能来到中国南方。有言“近世以来，我国（朝鲜）人，未尝一见江南”。然而，不仅人是流动的，书籍也是流动的。一旦人与书籍建立了关系，不同地域的思想观念便通过书籍传播，阅读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。从《遣燕录》来看，15至18世纪的朝鲜精英阶层，即便不能亲临，也表现出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的丰富了解。

不得不说，在“丙子之乱”之后，朝鲜王朝臣服于新的宗主国后金。明清以后，出使燕国的使者与许多中国学者都是朋友，但他们也会提出一些中国汉族学者无法解答的问题。例如，出使燕国的使者李德茂就记录了一段有趣的故事：

“信中对我说：左友堂说顾廷麟是明末最正直的人，他从五柳陶升手里买下他的藏书，陶升认为当时有三百多种禁书，廷麟藏书就是其中之一。沈慎将自己的秘藏托付给他，带回来，我在轿中全部看完。原来，他确实是明朝遗民中最杰出的人。他不但气节出众，古今无双，而且他的诗文文采飘逸端正，说话从不不经思考。”

李德茂当时想买顾炎武的《亭林集》，但只能在轿中偷偷阅读。那是因为顾炎武的作品当时已经被清廷列为禁书。那么他是如何买到的呢？从另一份燕使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：“禁书之法，只限于官署所藏，天下私藏，岂能尽皆消灭？穆斋作品品质已损，人不值得读，但他的诗文，日后必定不会被人遗忘。”

虽然清政府屡次实行高压文化政策，但私藏书禁令不可能彻底废除。事实上，作为外国人，朝鲜使臣有时也故意触及敏感话题。禁书越是清廷所禁，越是受到青睐。尤其是顾炎武成为朝鲜王朝的“畅销书作家”，《日知录》和《亭林集》一度成为遣燕使臣的最爱。在李德茂眼中，亭林虽然出身平民，但一生秉持“不侍奉二姓”的思想，不赴新朝科举，仍以明朝为正统，视清朝为蛮夷。其所著《日知录》以“明道”和“救世”为宗旨，关注许多社会现实问题。在他看来，“能以佐证史实，足见其博学。”

更大程度上，这是因为朝鲜王朝长期以来视自己为“小中国”，“尊周思明”的思想渗透到了朝鲜文人的日常生活中。他们将自己的文化认同体现在明末遗民顾炎武身上，怀念明朝。但现实中的中原已改道，他们对清朝怀有矛盾而复杂的心态，从而产生“文明就在这儿”的想法，这和清初江南的明末遗民几乎如出一辙。因此，顾炎武、钱谦益、毛奇龄等文人的著作在朝鲜王朝广为流传。

《朝鲜使节诗卷》1450年，国立中央博物馆

许多遣燕使者敏锐地观察到，他们奉为金科玉律的理学已经不能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，并日趋空洞。中国学术开始转向考据学，朱子学派被抛弃。在“禁书”之争中，这些朝鲜使者似乎比中国儒家学者更维护“中国”，他们越来越感觉到朝鲜才是朱子学派在东亚世界的捍卫者。这更加坚定了朝鲜学者和官员的观点，他们坚信明清以后，中原地区的中国文化已不再纯粹，“当今世界上的中国制度，只存在于我国”，正统已传到朝鲜。

其实，无论朝鲜文人如何自信，18世纪的东亚都是一个相互交流的世界。同处于“汉字文化圈”，朝鲜王朝的“正统之学”无法避免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。无论是顾炎武还是毛奇龄，明末清初的学者们都已经师从汉宋，打破了尊崇朱熹的性格，开创了考据学之派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即便没有接受中国乾嘉学派的直接影响，朝鲜儒学学者也以继承中国为己任，继续探索教条空洞的宋学，最终回归汉唐经学的老路，并逐渐与实证学接轨。主张实学、用之于民的朝鲜实学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。

本文原载于吴文化博物馆，经许可转载。

校对 王菲

海量资讯、精准解读，尽在新浪财经APP